火对人类有着巨大的贡献。古人发明用火，是第一次能源的发现，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掌握熟食。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繁衍的大事。没有文字以前，历史流传只靠传说。我国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有驯养野兽的伏羲氏，教民耕种的神龙氏，发明文字的黄帝，大禹是治水的圣王，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西方流传火的传播者是普罗米修斯，他窃取天上的火，传给人间，为人类造福，他因此长期遭受天帝的惩罚。然而火的出现，火灾的阴影并始终伴随身后，人类抗御火灾经历与人与自然不断协调的过程并组成一个人与火的历史。
    “消防”一词，系日本语，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这个词。最早见于亨保九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武州新仓郡的《王人帐前书》，有“发生火灾时，村中的‘消防’就赶到”的记载。到明治初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消防”一词开始普及。但“消防”的根在中国。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汉字早在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就开始传入日本。“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字义也无差别。“消防”一词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
    火灾与消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在各类自然火灾中，火灾是一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发生频率很高的灾害。这种灾害随着人类用火的历史而伴生；以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古称“火政”），也就应运而生，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美。
    中国消防历史之悠久，从已发现的史实来看，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无比伦比的。
    《甲骨文合集》刊载的第583版，第584版两条涂朱的甲骨卜辞，记录了公元前1339——1281年商代武丁时期，奴隶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的三座奴隶主的三座粮食仓库。这是有文字以来，最早的火灾记录。
    事实上，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早已遭到火灾的焚掠。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们的祖先早就开始了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当考古工作者，把一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人类居住遗址，发掘并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居住遗址，简直就是早期建筑火灾的见证。如果说二千年前西安半坡遗址，那一座半地穴式的方形小屋，因火灾毁坏后留下的木炭还清晰可见，足以表明是一座比较原始的早期建筑火灾现场遗址的话，那么五千年前甘肃秦安大地湾大型公共建筑遗址，就不仅仅是建筑火灾现场遗址，那此在木柱周围用泥土构筑的的“防火保护层”和残存的“防火保护层”中、涂抹于木柱上的一层坚固防火涂料（胶结材料），就更能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心前就在探索建筑防火的技术，其卓越成就，令今人惊叹不已。
    面对防范和治理火灾，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和史家，则一向十分看重。
    春秋早期在齐国任宰相，并使齐国富强起来，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的政治家管仲，他就把消防作为关系国家贫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提出了“修火宪”的主张。春秋晚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后世门人所撰的《左传》，记载了火灾23次，数量之多，居所记各类灾害的前列，开了国史记载火灾的先河。尤其难得的是对宋国、郑国和鲁国防范和治理火灾所采取的消防措施予以详加记述，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此，都反应了儒家对防范和治理火灾的重视。
    战国时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注重实践，在《墨子》一书中，不仅包含着力学、光学、声学许多科学原理，而且在防范和治理火灾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主张。他在《备城门》、《杂守》、《迎敌词》等篇中提出许多防火技术措施，既在设置、建造的具体要求，又有明确的数字规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消防技术规范的萌芽。
黄帝时代的《李经》，是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到战国时的法家李悝，集各国法之大成，著成《法经》，已经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内容列入“法”的条文。《法经》虽然全文已佚，仅存六篇目录，但这一点则可从以《法经》为蓝本的后世成文法典《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
    我们祖先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科学概括最早见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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