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大会上和大家一起回顾了最近一年以来全国关于学生杀害老师的一些案例，并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工作做了一些反省。今天我们接着再换一个角度继续做一些反省。因为，事件发生了，原因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　　

前几年，青岛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篇学生来信：　　

我是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学生，十几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拔尖的学生，却是一个不幸福的孩子。上小学时，父母就规定我的名次不能低于前五名，否则就要挨打。有一次考了第八名回家，妈妈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那天我挨了巴掌，我至今还记得，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我是在棍棒下长大的。棍棒下的孩子确实会有好成绩。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我每次考了第一名后父母从来就没有由衷地表扬过我。总是给我泼冷水，为的是不让我骄傲。我不是次次都能考第一，结果靠了第二还是要挨打。一年四次考试，起码挨三次打，还不算平时的小打。现在我已经上高二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父母几乎天天翻我的书包，就是怕我学坏。每次翻我的书包时，我都有小偷在公安局被审查的感觉，可怕极了。今天，我又和妈妈吵架了。原因很简单，她要求我先做物理作业，我先做了外语，结果妈妈一边打我的耳光，一边狠狠地骂。我毕竟是一个１７岁的姑娘，她一边打一边骂，声音大得全楼都听得见，我只有保护我仅有的一点尊严，求她别再骂了。她就说，我养你十几年，给你吃给你穿，骂你两句就不行吗？妈妈是用皮带打我的，手和胳膊都被打肿了，脸上全是巴掌印。我实在忍无可忍，最后抢下了他的皮带。她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说，我真后悔不该生了你这个畜生。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被她给剥夺了。我当时就大声地吼了起来，“对，我就是畜生，你不要管我，好吗！”　她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强烈地反抗她。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了。我要退学。我不能再让她可恶之极地压制我。我即使能考上大学，我也不考了。我要自谋出路。也许，我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但我决不后悔。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追回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　　

上面所谈到的这位学生的家长显然是心理极端偏执的人。夫妻两人都一样。大致相同的事情还发生在陕西一个男孩子身上，结果，那个男孩像发疯似地一拳把他的父亲打倒在地，冲出家们，到外面流浪去了。　　

王蒙曾经发表过一个看法，他说，其实，理解比爱更重要。家长都声称自己是出于爱才这样去做的，但他们理解孩子吗？他们不理解，有时候，他们甚至认为他们不必要去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还小，不懂事。于是，就变得十分地粗暴。　　

我们学校有极个别的家长，常常要求我们多布置作业，让孩子更紧张一些。还要求尽快分快慢班，进入中考的冲刺。　　

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学专家在上海的街头，向中国的同行说，你看，街上这么多人来去匆匆，如果实际检测一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后来，在上海某小学，所有的教师都实验性地进行了一次心理检查，发现老师们当中有一般心理问题的人，大约占４０％左右，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则占了总人数的１２％。　　

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如果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放在一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班主任的手下，孩子的心理成长能不受影响吗？如果恰好又遇到一些思想极端偏执的家长，那么，孩子还有幸福可言吗？我们总喜欢拿孩子的前途来说事，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有动机在。有些家长，表面上说得很好，为了孩子的前途，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不成功，羡慕成功，就把赌注压在可怜的孩子的身上。　　

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广东省的精神病患者和二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它的五倍，而现在正以每年超过三万人的速度增加，总数已经达到１００万人，广东省总人口是８６００万人，那就是说，每８６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个数字实在是太高了。我们知道，精神病有它的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精神病史的，其后代当中得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就比较大。犯罪心理学认为，心理结构中的犯罪倾向也可以通过遗传的作用进入下一代。但是排除了这些遗传因素之外，有没有家庭、社会和环境的原因呢？　　

汕头大学一位专家说，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压力大，精神压力大，就容易产生抑郁症、焦虑症，而抑郁症、焦虑症，又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　　

焦虑是一种心理现象，莫名其妙地恐惧、不安，莫名其妙地急躁、烦恼。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就发很大的脾气。这是社会人群中常见的现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这种现象，就必须有意识地去改变它，因为它是危险的信号。　　

我们都知道现代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提出了关于人的精神结构的理论和人格结构的理论。人有三个不同的精神层次，意识、潜意识、无意识。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意识，其真正主宰我们的行为的往往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或无意识。意识是可以放到桌面上来的东西，它是符合道德标准的，而潜意识和无意识则常常是不能放到桌面上的东西，有时候是很丑的东西。那些不好意思见人的情感、欲望等等，一般都被人们压抑到潜意识里面去了，而无意识则埋的更深，深得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发觉，但它常常在起作用，它往往在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这些精神的层次反映到我们人格方面，也有三个层面，它们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是原始的自己，它追求快乐的原则，希望怎么快乐怎么做，可是它又不能太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就会影响别人，成为社会所不容的人，所以它经常在自我的约束之下去达到目的，而不是听任其自行其是，而超我呢，则是利用外在的理想的价值来约束自己，不断地内化外在的理想和价值，让自己在人群中变得完美。　　

可见，自我意识很重要，超我很重要。我们要不断地设法挖掘自己的潜在意识和无意识，认识它，了解它，把它找出来晒晒太阳，使它不至于在我们做出行为和做出决定的时候，影响我们。我们要用理想的价值和道德，来约束自己，起码，我们在精神上要有一个理想的价值追求。这个价值追求是什么呢？　　

在我国古代，在封建时代，学生从开始读书起，就接受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道德体系的训练。《弟子规》，《三字经》等等。今天看起来，不管那些规矩是否全对，是否全部合理，但它的体系是完整的，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是清晰的。４９年解放以后，我们把它抛弃了，不理会它了。但同时，我们又有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后来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小学、中学、大学都在用，社会上也在用。人们在行为上，言谈话语中，不知不觉地在用它的准则在衡量人，教导人。而现在呢，这一套东西似乎又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再去说它，宣传它，就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但不说它，又说什么呢？　　

在学校里，我们当然希望能躲过这些所谓虚的东西，只谈分数，只谈高考，不谈思想，可是你躲不过去，教师要思考，学生要思考，学生们自然而然地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个心灵的支持，他拿什么样的精神去支持自己的行为呢？这真地是我们目前比较困惑的地方。　　

  意大利政论家葛兰西（Grancci）说：“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在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出现。”　　

确实，现在，在我们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怪物。比如说，有人主张取消中医，说我国的中医是伪科学；有人说，应当取消我们中华民族的作为龙的图腾，认为那是恶的象征；十年前，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必将崩溃》，举了很多事例，从银行、金融开始说起，呆账、坏账、国企、工业等等，说得似乎很有道理、煞有介事，但作者的声音现在销声匿迹了。香港有一位外国商人，说前几年，我相信中国肯定会崩溃的，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很聪明，他们把那些很严重的问题都一一地化解了。　　

还有一个怪物，就是由于我们模糊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于是，大家都在用美国的价值标准来说事，而这些价值标准都是从那些国外回来的“海归”们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们把美国不好的说成好的，好的则说得更好。因此，我们的价值观是混乱的，我们里里外外都开始不像中国人了。　　

一位家长说，“孩子学习就是应当愉快，应当自由，我孩子在美国的时候，老师从来就不管她，听任其自由发展。这才是人性化教育。”她可以随意地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老师打电话问她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是不是病了，她回答说，“没有病，今天不去学校了，让她在家里休息。”　　

我们说，我们不去评论这种想法和做法对还是不对，也不论这种想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到美国去了几年，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已经把我们祖祖辈辈所崇尚的价值观像垃圾一样地丢掉了。　　

其实，在生活当中，苦一点，压力大一点，寂寞一点，孤独一点，甚至在人群中孤立一点，都没什么，都是有可能被克服的，也都有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焦虑，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信念去支撑。我们看了　郎咸平　教授的“关于士兵突击的经济学解读”，许三多并不是文化人，他没有很多思想，但他在诚实地做人，诚实地做事，他一直在诚实地积累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必定能够修成正果。　　

我觉得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的传统价值找回来，让它重新建立，让它重新成为我们行动的标杆。当然，那些糟粕，那些明显不可行的不好的东西，我们照样可以将它抛弃。这叫做扬弃，把好的东西留下，不好的东西丢掉，扬弃传统，这才是真正的继承。　　

过去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说了一些过激的话，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必然，矫枉过正。他们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和心里想的，不一定完全相同。这里面当然也有心理因素在起着作用。它不存在什么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若用现在人的观点去追寻历史，就必须要追寻到历史人物的心理去，因为，行为背后必有心理的因素在起着作用，甚至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老师们，当我们工作中遇到难题，遇到冲突，遇到苦恼的时候，建议大家学会对自己、对学生，甚至对家长进行心理的追问，当我们追问到本质或接近本质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找到比较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现代心理学在我们工作中的实际运用，它不仅对工作有好处，对我们自己来说，也会加强自身的修炼，它帮助我们去迎接困难，找到自尊和自信。